刘少奇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贡献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他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直接参与制定了新中国文化教育建设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并且身体力行，大力贯彻实施，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把培养大批国家建设人才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之一

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由武装斗争转为国家建设。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重点转移带来的任务十分繁重，同时也使人才缺乏的矛盾更加突出，特别是缺乏大量的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面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对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各种专门技术人才的问题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一）重视职工教育

刘少奇从国家政治建设的高度指出：要工人阶级站在先进的地位去领导国家，在各种事业中起领导作用，必须首先把他们组织起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觉悟起来，然后才能实现其领导任务。1950年6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此后，职工教育不断发展，并成为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建设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据统计，在建国后的17年中，共扫除文盲870余万，有280多万职工提高到小学毕业程度，96万职工达到初中或高中毕业程度，近20万职工从业余高等学校毕业。1965年，各级各类职工学校在学人数达到1717万人，其中业余小学823万人，业余中学502万人，业余中专351万人，业余高等学校41万人。

（二）大力推进干部教育

早在建国前夕，我们党就十分缺乏各种专门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并且影响到新解放城市接管后的工作。为此，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党提出了立即训练和准备大批接管全国各大城市及大工商业的干部这一问题。1948年12月21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提出：“我党必须从一切解放区的产业工人和职员中，立即训练培养和提拔大批的干部，以便能够派遣他们和老干部一起去接管新解放的大城市及大的工商业，并参加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大批地培养、训练和提拔产业工人和职员干部，已成为目前全党性的迫切的中心任务之一。”当时，根据这一指示，各地迅速开展了培训干部的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为新解放城市提供了大批急需的干部，满足了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

建国后，刘少奇又提出：要尽快培养教育部队和地方的老干部和老战士，使他们迅速担当起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重任。在1950年召开的全军参谋会议上，他指出：今后，军队面临的新任务就是提高部队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他说：“部队和地方的老干部，是我们党的精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骨干。他们有很大的功劳，人民是要感谢他们的。”但他们也有缺点，“就是文化水平低，技术知识少，业务能力差，因而应付新的工作有困难。……因此我们必须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水平。他要求根据这些干部的具体情况，分别让他们学习初小、高小、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的课程，加快教学进度，学习各项专门技术，将来，就靠他们来管理国家各方面的技术工作。刘少奇除了重视干部的文化和技术学习外，还十分重视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刘少奇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各地开展了对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到1954年全国有数十万干部参加了业余或离职文化学习，到1955年全国有干部业余文化学校3546所，在校人数为1308900人；干部离职文化学校256所，在校学员84729人。这些经过文化补习的干部，后来大多成为军队和地方建设的骨干力量，担当起管理国家的重任。

（三）积极组建新型正规大学和推进派遣留学生工作

为了迅速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刘少奇还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组建新型大学和派遣留学生的任务，并亲自领导创建中国人民大学和指导派遣留学生工作，从而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建设人才。1949年6至8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秘密访问苏联。在此期间，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出：为帮助培养新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才，除了派专家外，还希望派一些教授到中国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到苏联参观学习，派一些学生到苏联留学。斯大林对刘少奇的这一要求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来，经过双方的协商，决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所新型大学，学校设在中国境内，由苏联提供教授和专家。刘少奇在回国以后，立即进行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建工作，从学校的组成、领导的任命、教学计划的制订、科系的设置和聘请苏联专家、教授等各项工作都一一过问，甚至亲自办理。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培养国家建设干部的新型正规大学正式成立，刘少奇出席了开学典礼并讲了话。

刘少奇还亲自指导开展派遣留学生的工作。1951年3月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留学生暑期回国问题的指示中强调要对留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52年7月29日，他在对即将赴苏的留学生的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送你们去苏联学习是一种投资。”“国家花这许多钱是希望同学们能比在国内学得更多、更好，因此，学生的学习任务是建设问题，是使国家工业化，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这比打倒蒋介石，推翻反动统治更艰巨。”

二、改革教育体制，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当时的教育体制、教育结构，远远不能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和广大工农群众普遍要受教育的迫切需求。这种不适应集中表现在中小学生升学和就业的问题上。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限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能满足全体青年学生继续升学的愿望；另一方面，则由于教育工作中出现了只注重升学，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等倾向，使受教育者不能正确处理升学、就业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少奇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和措施，为改革教育体制，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道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走群众路线，多种形式办学

刘少奇提出要多种形式办学，除了国家办学校以外，还可以集体办学、私人办学。1957年3月20—21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讲：“对人民自己办学，送子弟读私塾，知识分子教学生读书，采取禁止态度是不对的。应该放手让人家自己办。”接着他又谈了几点有关的设想和措施：（1）国家的钱只有这么多，但学校要尽量多办，就只能靠大家用合作的办法来搞。（2）要想办法让孩子有书读，读比不读好，多读比少读好，因此，办学要采用多种方式，走群众路线，四种所有制的学校都可以有，包括国家办学、集体办学、个人办学和私人办学。全民所有制办学、集体办学，都算正规军。此外，补习学校、自学小组，都需要，不要拒绝任何一种方式，这是群众路线的方法。（3）民办、私立学校的经费要依靠群众自己解决。如果钱还不够的话，可以募点捐。（4）对私人办学，政府不应该收税，不应该看作资本主义行为，应看成社会服务工作。（5）对民办、私立学校，要鼓励、指导、帮助；对骗人的要禁止。

在刘少奇的积极倡导下，中央确定了“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办教育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把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同群众结合起来，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贯彻全党全民办学”；“办学的形式应该是多样性的，即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此后，全国各地纷纷采用民办中学、短训班、补习学校和自学等形式，组织安排一批中小学毕业生继续学习。

（二）提倡勤工俭学

刘少奇认为，只靠发动群众办学，是不能完全解决学生升学与就业问题的，还必须从学校和学生自身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他提出，要实行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改变学校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的状况。提倡勤工俭学，一方面是要学生和青年不依靠国家和家庭，而依靠自己，设法读书和升学；另一方面是劳动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增强对劳动人民的了解和感情。他要求青年学生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号召，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成为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的优秀人才。

三、尊重科学技术，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一）提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

1949年10月11日，刘少奇在文教工作者座谈会上指出：“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工人阶级就是工钱劳动者，即自己没有生产工具，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取得工资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作为自己生活的主要或全部来源者。”所谓工钱劳动者有两种，即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因此，被雇佣的职员、中小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新闻记者、艺术工作者、公务员等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针对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轻视体力劳动者的现象，刘少奇强调：体力劳动者应被看重，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基本队伍，其他脑力劳动者是属于这个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其中有一部分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资产阶级思想，克服了这些思想，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就没有对抗了，脑力劳动者把观念改变了，就成了新的知识分子。此外，他还指出，教育工作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把他们组织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工会里，以团结、教育广大教育工作者，为发展国家的教育事业而努力。

（二）要进一步加强知识分子队伍建设

新中国建立的最初三年，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刘少奇敏锐地预见到，经济建设需要很多的知识分子，而现有的知识分子远远满足不了这个需要，特别是有高级学问和高等技术的人员是很大程度的不够。他指出：“现在我们是知识分子太少了，专家太少了，技术人员太少了。搞建设就是感觉人才太少、干部太少了。”因此，必须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知识分子的队伍。一方面把现有的知识分子很好地利用起来；另一方面，还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经过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的业余教育，大量培养新知识分子。

（三）实现现代化必须尊重科学技术，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搞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因此，首先要调整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1956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确立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遗憾的是，1957年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党内对知识分子作出错误估计，认为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对象。这一错误的判断，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导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严重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给国家建设造成重大损失。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中再次重申：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其主要任务之一是建立一支成千上万人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书面报告，认真总结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教训，其中强调：“必须尊重科学技术。对于科学技术人员，在政治上应该团结和帮助他们，在技术问题上应该尊重他们的职权和意见，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应该向他们学习科学技术知识。”